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回国后，在北方地区进行了为期8天的视察。从辽宁到黑龙江、吉林，再到辽宁、河北、天津，邓小平走一路讲一路，先后在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史称邓小平“北方谈话”。邓小平“北方谈话”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乃至开辟中国道路的破题开篇之论。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和探求中国道路的实践，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交汇点上，重温邓小平当年发表的广博深刻、高屋建瓴而又切实具体、深入浅出的“北方谈话”，以新时代的广阔视域领悟邓小平“北方谈话”中蕴含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长期积累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和非凡领袖风采，在倍感亲切的同时，更引发我们对邓小平“北方谈话”历史地位、深厚内涵、意蕴价值、时代意义的深入思考，从中获得对坚定不移沿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深刻启迪。
要一心一意搞建设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先声，正是邓小平“北方谈话”发出的。
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在沈阳军区机关及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形象地称自己的谈话为“点火”。他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在同金日成会谈时回忆他的“北方谈话”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还以愉快的心情表示：“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在当时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形势下，“北方谈话”明确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40多年来，我国改革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考验与挑战，但我们党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所以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辉煌成就。
关键还是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总前提，这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最突出的贡献。众所周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是从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东北地区是在全国较早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地区。1978年，坚持真理标准和坚持“两个凡是”之间，正进行着尖锐、激烈的斗争。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到东北三省发表“北方谈话”。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市对自己的“北方谈话”进行了一次总结。他对中共天津市委负责人说：“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就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要从实际出发。”在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北方谈话”消除了人们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疑虑，对推动辽宁、吉林、黑龙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和全国的真理标准讨论、解放人们的思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起门来不行
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我们要好好学习，到国外去看一看，看人家怎么管理的。”“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9月18日，在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邓小平说：“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以对外开放的视野，在解决关键问题中有步骤地将改革不断推向前进，是邓小平设计和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鲜明特色。正是按照这样的改革开放思路，邓小平相继提出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倡导兴办经济特区等一系列改革开放“大政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披荆斩棘，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新的伟大征程。
必须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1978年秋天发表的“北方谈话”与1992年春天发表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重要节点。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全面概括，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明确作出的；而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个命题的揭示和开创性论述，则要追溯到邓小平“北方谈话”，尽管当时邓小平尚未使用“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这次讲话给在场的人以很强烈的震撼。9月17日，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邓小平又动情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北方谈话”虽然没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这一关键问题作出直接回答，但是，大体上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表达出来了。以此为开端，邓小平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郑重地要求全党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先后提出并阐发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新思想。正是在这种全新的社会主义观的引领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也为我们今天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表明，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由感性到理性、从现象到本质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对邓小平“北方谈话”的认识也是如此。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研究视野的拓宽和研究层次的加深，我们愈加深刻地体会到，邓小平在40多年前发表的“北方谈话”，涵盖广泛，寓意深刻，启人心智，涤人心泉，具有很强的科学预见性和现实指导意义。“北方谈话”发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先声，为实现中国命运伟大历史转折做好了重要思想发动和政治动员，点燃了照亮中国道路的智慧之火，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引领我国抓住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北方谈话”定重新恢复党的思想路线之基调，支持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声势，在历史转折前夜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了许多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路、新原则、新办法，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创造和培育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北方谈话”开中国体制改革之先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对中国改革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在我国体制改革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勃勃生机；“北方谈话”奏中国对外开放之序曲，以开放的全球视野，冲破思想的桎梏和羁绊，引领中国打开国门，迈出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北方谈话”揭社会主义本质论之关键，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所处历史方位，把对社会主义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上，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使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能量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被再度激活；“北方谈话”从当时中国贫困落后的实际出发，关注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诸多重大问题，打破一切空谈，关注人们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具体问题，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价值标准。
（作者系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