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历史决议，在党史上第一次以党的重要文献形式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卓越贡献和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论述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和展现了自我革命的正确方法。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和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任务。
胡乔木是第一个历史决议的重要参与起草者，并协助毛泽东对决议中多个历史问题作了重大修改。胡乔木又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主要参与起草者，是这个决议的总撰稿人和文字定稿人。胡乔木参与起草两个历史决议的贡献，给我们有哪些重要启示呢？
坚持人民大众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毛泽东谈到第一个历史决议时说：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归根结底看是否符合人民利益。胡乔木在参与起草的两个历史决议中，都高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是坚持人民大众立场的典范。
在具体负责起草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时，他强调：总结历史首先应该把新中国的历史看成是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历史；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奋斗的历史，而不只是党的某个领导人的功过记录，更不应当把党的领导人同人民群众完全对立起来。这对我们参加起草工作的同志来说，很有启发。正是根据他的这一思想，我在1981年历史决议发表后，写了篇评述历史决议的文章，强调“只有站在国家主人翁立场上，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囿于因个人不幸遭遇所遗留的创伤，来总结历史经验，才能不为纷繁错乱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从而紧紧地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本质，客观地看问题”。
第二个历史决议，正是立足于人民群众是新中国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基本点，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的。实际上这就是坚持人民大众立场。只有坚持人民大众立场，才能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这样，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总结就得出了顺乎事理、合乎民心的结论。
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在起草和修改第一个历史决议时，胡乔木非常赞赏毛主席对决议明确的指导方针，“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历史问题都不必急于做结论。”毛主席在动手修改决议稿时还加写了一段话：“扩大的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战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战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他谈及这个问题时说：讨论历史问题，本来就始于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段。如果时间跨度延伸到抗日战争时期，整个文件的格局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那就要涉及很多的问题，因为抗战时期的问题，有些在党内比较清楚，有些还要看看。但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不但向来没有这么说，而且还曾多次肯定四中全会是正确的，所以决议要集中力量写这段。”这是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充分体现，也表明了胡乔木坚持实事求是的鲜明态度。
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他对起草小组讲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不在研究的时候保持客观态度，就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这要与我们的感情发生矛盾。但是，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我们要有比较广阔的视野，用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分析历史。否则，很难用历史来教育党和人民。我们不要捏造事实，但是，历史是个复杂的整体，党也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活动。党已经建立了这么大的组织，同群众建立了这么广泛的联系，任何一个人想要扭转历史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胡乔木事实上提出了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问题。只有坚持这样正确的党史观，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党的历史。所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说明时指出：“决议稿全文对党在历史上的成绩讲得比较充分，对错误讲得较简要，这首先是符合客观实际，其次也是考虑到当前党内外国内外的形势。我们对错误所作的自我批评早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党，再作得过多就必然走向反面，决议稿并未隐瞒或掩饰任何重大错误，只是有些问题没有说得完备，有些次要的问题没有提罢了。这也就是‘宜粗不宜细’。”所谓“宜粗不宜细”，在相当长时间对它的内涵都有误解。胡乔木这段论述是对它的科学解读，它是正确党史观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
坚持辩证看问题的思想方法
这就是对历史采取分析态度，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坚持全面性，反对片面性；坚持认知历史的复杂性、曲折性，反对将历史直线化、简单化、极端化。
对第一个历史决议，胡乔木很赞同毛泽东讲的“对于任何问题应采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的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这个思想贯穿在第一个历史决议中。胡乔木说：中央领导同志开整风会，毛主席批评领导人犯的错误很激烈，但是在做结论时，很留有余地，讲得非常全面。
胡乔木也将这个辩证思维运用到起草和修改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历史决议对新中国近30年的总体评价，特别是胡乔木呕心沥血所作的四个区别（一是将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别开来；二是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活动区别开来；三是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同作为时间概念的“文革”时期区别开来；四是将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有特定含义的口号，同还要继续进行各方面的斗争和发扬革命精神区别开来），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得炉火纯青。这四个区别，使长期困扰人们的一些历史难题迎刃而解，对于澄清模糊认识、消除疑虑，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坚持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
胡乔木办公室挂着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条幅，正对着他的办公桌。他非常敬仰鲁迅，一抬头就能望着条幅。还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期间，他在“左联”所属的文总工作。为了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在决定解散时，没有按鲁迅的意见发表解散宣言，引起鲁迅极大不满，认为“左联”这样销声匿迹形同“溃退”。胡乔木对“左联”解散未发宣言、未向鲁迅报告这件事，一直深以为憾。他得知鲁迅逝世的噩耗后失声痛哭，动员他所在的培明女中师生前往万国殡仪馆接连三天参加吊唁活动。他还手书“鲁迅先生葬仪”六个大字在培明女中的前导大旗上，在长长的送葬队伍中异常突出。
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不仅成为他的座右铭，而且他一生践行着这种精神。他在具体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工作期间，健康状况不是很好。长期的脑力劳动和紧张工作，使他患有的严重神经衰弱症经常发作。在邓小平对初稿不满意，要推翻构思重写时，他多日辗转难眠，往往半夜起床进行构思。在决议稿根据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和其他方面意见反复修改准备送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时，他病倒住进医院，作胆囊切除手术。在医院，他忍着疼痛继续修改稿子。每改完一部分，立即送邓小平等领导人审阅。5月中旬，稿子改完，邓小平看后表示：这一稿像个决议的样子了，大体上可以定下来。
中顾委在胡乔木逝世后发表的讣告中谈到他负责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写的评语是“日夜操劳，殚精竭虑”。这是对胡乔木“俯首甘为孺子牛”忘我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
坚持博学深思、寓繁于简的文字功夫
中顾委的讣告称胡乔木为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辞章家。第一个历史决议，在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后，到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前所做的修改主要就是逐字逐句的文字推敲。他参与这项工作，除了因为他是毛主席秘书之外，再就是他善于辞章，讲究修饰，能在别人琢磨不出名堂的地方，有想出新招的本事。这是他能参与第一个历史决议修改全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具体负责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更是凸显了这一优势。他在决议的初稿被否定后，与起草小组谈话说：要研究写作技巧。“你们对很多敏感的话不会处理也不会推敲。如‘左’的错误倾向要说，又不要说得过于难听。这些都很难，除了科学性、逻辑性之外，还要给人以美感，给人以愉快，要学会处理这些问题，才能为中央起草文件。要考虑到党内有各种感情、各种要求，要找到这中间的最大公约数，在那个基础上来说话，使尽可能多的人能接受，因为各方面有很不相同的意见，所以写这个稿子就要很好考虑。”
胡乔木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内乱”，是反映他博学深思、寓繁于简的文字功夫的精准绝妙之典，但这并非一时灵感。他在1981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解释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好些同志认为是“反革命”，决议稿说“在这十年中，革命与反革命长期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斗争”，又说是“内乱”，不好理解。“经研究，认为在总体上看还不能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反革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定性为‘内乱’比较恰当。”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决议稿最初的表述是“两年徘徊的局面”。他在最后定稿时将其改为“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个改动虽然只有几个字，但就其定性言，就很不一样了。决议稿在提交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前，又作了100多处文字改动。陈云看了这份决议草案，要秘书告诉胡乔木：“改得很好，气势很壮。”没有博学深思、寓繁于简的文字功夫，是很难这样集思广益、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我们同胡乔木面对面接触一年多，深感他对许多问题的奇特构想和理论观点的辨析，令我们茅塞顿开。每次听他讲话，他那文思泉涌，学识渊博，论理深邃的表达力，使我们这些后辈无不感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20个月，如同做了博士后，胡乔木比导师还导师。
百年华诞，苦难辉煌。两个历史决议是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的定海神针。哲人虽逝，但参与铸造两个历史决议的伟大丰碑将与党一起永存！
（作者：石仲泉，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