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其中“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一重要文章释放的强大政策信号，为我们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更为精确的科学指引。
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已经成为社会热点，对此的讨论不乏真知灼见。当然，对错误认识也必须大力澄清并加以排除。自共同富裕思想形成以来，其各项举措始终建立在依法合理的坚实基础之上，以税收、社保、转移支付为主要代表的分配调节手段，其目标都是实现保护合法收入和调节过高收入的高度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中央反复强调，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导致了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要使中国人民尽快从整体上摆脱贫穷，唯一的道路是打破平均主义的桎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依法合理的调节收入格局是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内容
随着生产力问题的逐步解决，党中央敏锐地觉察到，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避免出现两极分化。1984年，邓小平同志于当年11月9日会见意大利客人时首次使用共同富裕的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他同时提出：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1985年3月7日，他进一步指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到1990年，他更加清晰地表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
可见，通过所得税、调节税等现代财税手段对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依法合理的调节，在30年前就是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内容，并且进行了长时间的实践。配合工资改革，1985年我国实行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国营企业奖金税、集体企业奖金税和事业单位奖金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1986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1987年新增个人收入调节税，1988年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1994年我国进行分税制改革。
在构建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制度方面稳步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依法合理调节收入格局，在构建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制度方面稳步前进。以关键的税收调节手段为例，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和精准性，体现出非常鲜明的加强税收调节、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在最新阐释中进一步明确，“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力度，完善公益慈善事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规范不合理收入”则在于加大对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管理，清理借改革之名变相增加高管收入等分配乱象。这是对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依法合理调节、有效推进共同富裕的改革思路的显著进展，是立足于现实和实践，完全依据法律精神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保护合法收入和调节过高收入高度统一的科学战略指引。
未来，一方面要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收入，尤其是要保护合法致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改善营商环境，减轻税费负担，帮助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稳定经营、持续增收。与之相对的则是旗帜鲜明地反对非法收入，具体来说就是取缔权钱交易，坚决打击内幕交易、操纵股市、财务造假、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进一步发挥各种调节手段的效用，继续加大收入调节力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产力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的基础上，我们更需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依法合理有效地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早日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出坚实步伐。
作者：周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