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是有着5000年灿烂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深受奴役和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纪元。
2021年是缔造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习近平最近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载于2021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在100年既波澜壮阔又艰难曲折的征途上，新中国成立是我们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伟大成就，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重要里程碑，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具有历史意义的新起点。在今年这个重大的历史节点上，回顾新中国为什么能够站起来、是怎样站起来的、有哪些重要经验和历史启示，对于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持续奋斗，开辟更加辉煌、更为恢弘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新中国能够站起来的历史基础
新中国成立时经济社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可以用八个字简单概括：积贫积弱、一穷二白。1949年工农业几个主要产品的年产量分别是：钢为15.8万吨，粮食为1.1亿吨，棉花为44.4万吨，对外贸易总额不到11.3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不到679亿元，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毛泽东曾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但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就是这么一个底子，但新中国却昂首挺胸、笔直又笔直地站起来了！
为什么能这样？从宏观层面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又正确的领导。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首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为新中国站起来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1/3的大清帝国轰然倒塌，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山河破碎、国不堪国，民不聊生、苦难深重。对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华民族，是个不甘任人宰割而要发奋图强的民族。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却无一不抱憾而终。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几次大规模的斗争虽接连而起，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之道都相继失败。战乱频仍、丧权辱国、危机四起、民生凋敝，成了旧中国长期无法消除的恶瘤。
对中国先进分子寻找救亡图存之路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两大事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暴露无遗。战争的极端残酷、欧洲参战国的衰败和社会混乱，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战争期间，西方列强疯狂掠夺中国资源，大量征集中国人去欧洲战场充当劳工，其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极其恶劣。这些都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走向觉醒，他们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了否定的倾向。二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尽管俄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比中国发达许多，但中国国情与俄国有相似的一面。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领导下，工农大众推翻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建立起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社会的主人。这使在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在茫茫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页。]“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奠定了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历史基础。
讲中国共产党使新中国站起来，为什么要强调毛泽东所起的核心作用呢？因为面对中国异常特殊的国情，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在任何书本上都找不到现成答案的难题。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教条主义者，简单套用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遵义会议改组党中央领导，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比较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才使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党和人民事业凝聚了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习近平讲的这几个“创造性”，充分说明了强调毛泽东核心作用的缘由。
毛泽东既有非凡之论，也出非凡之兵；既悟非凡之谋，也打非凡之战。这里略述直接奠定新中国历史基础的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
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指挥解放战争结束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蒋介石20年的反革命统治之后，东渡黄河，到达西柏坡筹划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总方略。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决定进行夺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战略决战。当时，国民党军的数量仍多于解放军，装备更强于解放军。南京政府还统治着全国3/4的地区和2/3的人口。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透这个表面上庞然大物的虚弱实质，觉察出他们在考虑战略撤退正举棋不定，毅然决然地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发动震惊世界的大决战。
这次大决战，首先由辽沈战役拉开帷幕。因为东北战场形势非常有利于我军。国民党军55万人被分割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我东北部队已超过百万，装备通过缴获大有改善。毛泽东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关门打狗”，我军只用31个小时即攻克锦州。被俘的国民党军镇守锦州最高指挥官坦陈：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这一着棋，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下不出的。随后，对长春和沈阳的战役不战而胜。大决战的关键之战是淮海战役。国民党军总兵力达80多万，我华野、中野总共兵力只有60多万人，不仅人少，而且装备和交通运输能力也不如敌人。但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展开的决战更具传奇性，我军开创了两支野战军协同作战的成功范例。大决战的压轴戏是平津战役。这是毛泽东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巧妙结合的杰作。在军事斗争上将“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原则运用到极致，对傅作义部实行“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然后选择时机歼灭主力，使其成笼中之鸟欲逃无路，展现了毛泽东军事指挥的高超艺术。在政治斗争方面，充分利用傅蒋矛盾，和平解放北平，完整保存文化古都。我军在平津战役中创造了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用战争解决拒不投降的敌人），北平方式（迫使敌军接受和平改编，是不流血的斗争方式），绥远方式（基本原封不动地保留起义部队，以后择机改编），以伤亡较小、破坏较少的代价取得胜利。这三大战役环环相扣，历时142天，歼敌154万余人。随后，百万雄师过大江，势不可挡地向华东、中南、西南、西北进军，秋风扫落叶般地摧毁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新中国站起来有了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上的什么先验结论，而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所证实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看，人类最终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新中国成立时曾经面临过“走什么道路、向何处去”的选择。许多党外人士津津乐道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党内一些人也有过这种倾向。但是，在筹建新中国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前途是社会主义。大家对此非常赞同，因为不少人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考察过，印象都很好。就连美军观察组也称赞道：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现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都很俭朴，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示范区，像这样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与会者没有异议，大家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
新中国新制度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也揭开了建设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一）新中国能够站起来而不倒，首先是建立起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实现了国家空前的独立统一和民族团结
根据《共同纲领》，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新中国的政体，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实行基于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在此前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还讲过，新中国既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等，也不照搬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形式。《共同纲领》还确认新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国家结构形式是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单一制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是这些比较完整的基本政治制度，使中国人民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当时对统一国家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主要举措有四个：一是向未解放地区大进军。人民解放军歼灭大陆和海岛上残存和收编的国民党军近300万人，加上此前歼灭的，总共歼灭国民党军达807万人。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后，就解放了除台湾和少数几个海岛以外的几乎全部中国领土。二是肃清各种残存的反革命力量，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政权。1950年全面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到1953年共歼灭匪特260余万人，结束了旧中国匪患为害甚烈的历史。其间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清查出许多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稳定了社会秩序。在新解放地区，民主选举产生了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健全了国家政权机构，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纷繁复杂的政府工作迅速打开局面。三是实行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新解放区开展的土改运动至1952年底基本完成，将没收征收的约七亿亩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从而彻底废除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工矿企业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旧的官僚管理机构和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四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各种自治区。至1953年春，全国已建立县级及以上的民族自治地方47个，促进了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这些重大举措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牢固确立了新中国能够站起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新中国能够站起来而不倒，还因为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之后，在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神州大地初步建立起来
1．恢复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第一，没收官僚资本，组建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国营经济。到1951年，包括金融、工矿、交通运输和招商局等系统的所有官僚资本企业全部改造为国营企业。它不仅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物质技术基础的最主要部分，而且由此掌握了国民经济中大部分社会化的生产力。对私营企业民主改革的推进，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恢复和发展生产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第二，打击不法资本，稳定物价。党和政府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进行“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集中调运一大批粮、棉、煤炭等紧缺物资，在物价上涨最猛烈之时敞开抛售，在投机商因市面行情大幅下跌而蚀本吐出囤积物资时及时购进。二是统一全国财经，平衡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资供求，实行两个“改变”（即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改变新老解放区不统一的财经政策）和“四个统一”（即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统一全国编制和供给标准），做到令行禁止。1950年底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物价趋于平稳，结束了旧中国长期物价飞涨的局面。第三，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并有所增长。在农业方面，千百年来的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治理，全国的粮食、棉花总产量大幅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近一半。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恢复也很快。1952年工业生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近1/4。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与1949年相比有了大幅增长，平均年增长率达20%左右，这为大规模建设创造了条件。
2．实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改变旧中国国民经济破败不堪的面貌
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新中国从1953年始实行“一五计划”，迈开了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工业化步伐。“一五计划”有几个重要特点：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主要依靠内部积累，使现代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并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绝对优势。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改变我国工业极端落后状况，实现国家工业化，使我国成为经济强国。三是较好地处理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几个重大关系。包括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相应地发展农业、轻工业等的关系；在经济布局上，内地安排的基本建设占全国投资额的一半左右，在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中，有53%分布在内地；统筹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和效益，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与国力相适应、量力而行的原则；在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上，坚持以国内力量为主的方针，凡能自己解决的就不依赖外援。“一五计划”实施后，全国人民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投入到大规模的建设热潮中去。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大幅度地超额完成，重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工业生产能力空前提高。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的100年，增长速度同世界其他国家同一时期相比名列前茅。农业、轻工业生产得到相应发展，初步改变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落后面貌和工业布局极不合理的状况，国民经济体系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初始基础。
3．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1953年实施“一五计划”之际，毛泽东就我国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简单地说，这条总路线就是“一化三改”。“一化”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化三改”与我们党过去提出的“两个转变”——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有机地融合起来。“三改”首先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土改后，不少地方出现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农产品的商品率又很低，农业有拉迅猛发展的工业后腿的趋势。1951年开始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显示出互助合作的优势。此后，新中国探索出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逐步升级、发展生产的中国式农业集体化道路。1956年形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这年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总数达全国1.1亿农户总数的96.3%，其中高级社户数占878%，基本上实现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也探索出由生产小组、供销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的逐步升级形式；在方法上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到1956年底，加入手工业合作社（组）的占全部从业人员的91.7%，全国基本实现手工业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从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发展为单个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公私合营最有利于将私营企业过渡到社会主义。到1956年底，全国原有的私营工业8.8万余户，有99%的企业实现所有制改造；全国原有的240万余户私营商业，有82.2%实现改造；全国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较上一年这些企业的总产值增加32%，劳动生产率提高20%—30%；在商业方面，全国公私合营商店等企业的零售总额，较上一年的数额增加15%以上。
“三大改造”的完成使亿万农民和上千万手工业者以及其他个体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劳动者。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国家所有的公有制；资本家不再是原来企业的老板，而成为企业职员；他们领取的定息，由国家根据合营时核定的私股资产按年息5%（略高于银行利率）固定利率给付，同原有企业的利润没有联系。这样，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这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起来。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我国这样几亿人口的大国能实现异常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破坏生产力，反而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但没有引发经济社会动荡，反而是在保证国民经济基本稳定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但没有照搬照抄别国的改造模式，反而创造出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特别是成功实行了“和平赎买”政策。这“三个不但没有和反而”，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发展，在实践上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独特经验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三）新中国能够站起来而不倒，还因为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存、生活和发展进步的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很大发展，人民的基本需求有了一定保障
旧中国的科教文卫事业同经济一样异常落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工人农民多为文盲，全民族体质虚弱，疫病广为流行。新中国成立后，科教文卫体等各项事业得到很大发展，社会风气有了很大改变。具体地说：一是解放妇女，改革旧的婚姻制度。1950年4月颁布的《婚姻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基本民法。在全国广大地区，封建婚姻制度被摧毁，实现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形成新的社会风气。广大妇女积极参加各种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从根本上触动了传统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既真正解放了妇女，也解放了强大的生产力，在许多领域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二是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初步建设。大力发展小学和中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小学、中学、大学在校生成数倍或数十倍增长；兴办多种多样的工农速成中学等，一批工农干部、产业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达到中等文化程度；“一五”期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27万，超过1912—1947年21万毕业生总和的28.5%。文化建设方面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重点发展服务于广大人民的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文化事业，积极推进戏曲改革，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书报期刊。科技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组建领导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中国科学院等机构，开展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的科学研究，推动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普及科学知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三是医疗卫生体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在医疗卫生方面，明确了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大规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医疗卫生机构在广大农村基本建立。到1957年，全国县县有医院，乡乡有诊所，城乡环境卫生有显著改善。为扫除旧社会痼疾，新中国开展了大量工作。到1952年底，在旧中国肆虐的娼、毒、赌等社会痼疾基本禁绝。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我国运动员获得20多项世界冠军，打破了170多项世界纪录。
随着国民经济根本好转，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人民收入也逐年增长，生活普遍得到改善。1957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24.5%；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比1952年实际增长30%以上；全国农民收入在“一五”期间增加30%。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翻了一番，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新中国社会事业发生巨大变化，社会建设取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耀眼成就，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为新中国屹立在亚洲东方奠定了强大社会基础。
三、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站起来的国家安全基础
新中国能够站起来而不倒，还因为结束了旧中国屡受外国欺凌侵略的屈辱历史，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挫败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武装挑衅，稳固的国防使祖国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有了绝对保障。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经受现代战争的洗礼，既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军威，也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使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下文将着重论述抗美援朝战争是怎样奠定新中国站起来的国家安全基础的。
（一）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下决心打的一场战争
对于一生征战的毛泽东来说，抗美援朝是他一生中最难下决心打的一场战争。因为这牵涉到方方面面，既有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诸多考虑，又受朝、美等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就中国当时的情况而言，经济刚刚开始恢复，物资极度匮乏，财政状况甚为困难，人民政权没有完全巩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海、空军尚处于初创阶段。面对的美国则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就综合国力而言，1950年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是2800亿美元，而中国仅100亿美元。论军事装备，美国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的后勤保障，而我军基本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水平。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出兵参战，能否打赢？国内经济建设还能否进行？这些是不能不考虑的重大问题。军情紧急，压力巨大，再加上国际环境和朝鲜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随机调整出兵决策，这就出现了艰难决策的“长考百日、三波两折”。
所谓“长考百日”，即从1950年7月上旬提出准备出兵到10月中旬决定入朝作战，经历了103天的反复考量和权衡。“三波两折”，发生在最后决策的1950年10月上半月。第一个波折在10月2—3日。毛泽东对出兵问题有个底线：敌军是否越过三八线。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斯大林致电望中国立即派出军队支援朝鲜，金日成紧急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兵入朝请求。2日，毛泽东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入朝作战，并拟好致斯大林的回电。但在3日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时，与会者多数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听取了多数人意见，将不出兵的意见转告苏朝方面。第二个波折是在10月4—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让与会者发表意见，权衡出兵利弊后，5日下午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并决定派周恩来等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11日，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援朝的考量，提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后才能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的作战。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兵团各部不要出动。第三个波折是在10月13—18日。毛泽东1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是否出兵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派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当晚，毛泽东将这个决定电告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说明我军出动“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周恩来返京后，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出兵入朝作战的最后决定，同时作好了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
（二）空前残酷军事较量的五次战役
志愿军入朝后，10月25日与敌军遭遇，取得初战胜利。故这一天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第一次战役历时十多天，歼灭“联合国军”1.5万余人，创造了以劣势装备打败现代化装备之敌的历史记录，并将敌军从逼近鸭绿江赶回至清川江，使朝鲜摆脱了绝境。第二次战役是场恶战。敌人调集22万军队、1200余架飞机，声称在圣诞节前占领全朝鲜后班师回国。志愿军第一线部队9个军约40万人，采取诱其深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的战术。11月下旬，我西线各军发起大规模反击，各部队穿插运动、分割包围在清川江北企图南逃的美军数万人。我38军113师一夜疾驰，孤军深入敌后80公里，紧紧地挡住突围之敌和北援之敌的两面进攻，以血肉之躯坚持50多个小时，使南逃北援之敌相距不到一公里却不能会合，为战役大胜奠定了基础。在东线，第9兵团向进犯长津湖之敌发起突然攻击，冒着零下近30度严寒与敌人连续战斗，收复了兴南地区及沿海港口。12月6日，中朝军队收复平壤，逼近三八线。这次战役历时一个月，歼灭“联合国军”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基本收复朝鲜全部领土。第三次战役是在我军严重减员、冒着狂风暴雪、极度严寒与忍饥挨饿的不利情况下进行的。经过连续八昼夜追击，将战线向南推进了80—110公里，歼敌1.9万余人。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1月下旬开始，双方各投入兵力20多万，历时近三个月，我军歼敌7.8万余人，超过前三次战役歼敌人数总和。第五次战役是志愿军入朝后打的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一仗。双方投入兵力都在百万之众。就其战争规模和激烈程度言，丝毫不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我军奋战50天，歼敌8.2万余人，将“联合国军”打回到三八线，迫使美国当局认识到要想吞并朝鲜是根本不可能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Omar Bradley）在1951年5月发表了一段著名言论：采取这样一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640页。]。进攻共产党中国，“不会使中国屈服”［[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37页。]。这种状况迫使美国当局调整了朝鲜战争政策，使其认识到只有坐下来谈判才是结束战争的出路。
（三）异常艰难的两年停战谈判斗争
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拉开序幕，谈判地点先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后移至板门店。为时两年的谈判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1）通过议程；（2）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3）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4）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5）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JP+1〗在这五项议程谈判期间，还打了四次大仗。两年谈判全过程，充分展现了毛泽东作为统领停战谈判总设计师的超人谋略。这里着重阐述有代表性的边谈边打的三次谈判。
第一，关于划分军事分界线问题的博弈与粉碎敌人的夏秋攻势。划分军事分界线的谈判是双方的第一个实质性谈判。从1951年7月27日始，谈了整四个月。我方最初提出的方案是以三八线为界，南北各划若干公里，建立非军事地区。随后又主动作出调整，提出新方案：以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的基线建立非军事区，依地形便利，就双方军事形势划一条线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即临津江以东划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西划在三八线以南，南北地区大致相等，作为军事分界线。然而，美方代表企图攫取我军占有的数百平方公里土地，并蛮横地以武力相威胁。由此，双方在谈判桌上的博弈转变为战场上的搏杀。8—10月，中朝军队先后粉碎敌人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歼敌15.7万余人。美军只好回到谈判桌前继续讨论。1951年11月27日，双方代表团基本上在我方新方案基础上达成军事分界线议程的协议。
第二，关于揭露美军使用细菌战和战俘遣返问题的艰难谈判。战俘问题谈判是所有谈判中最艰难的。讨论的核心内容是遣返原则和遣返数量。美方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在谈判过程中，还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对此，我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开展反细菌战斗争。1952年初，美军从三八线北撤时就对朝鲜北方和中国部分地区实施细菌战。中共中央一方面动员全国人民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向全世界揭露美军灭绝人性的罪行；另一方面，在全国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为新中国卫生事业打下广泛的群众基础。再就是，进行抗议对中朝战俘残酷迫害的斗争。美方置《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全部遣返”原则不顾，坚持“一对一”的交换，进行“自愿遣返”。这与我方根据《日内瓦公约》提出的“有多少遣多少”的原则南辕北辙，遭到我方坚决驳斥。并且，美国当局对朝中被俘人员使用威胁利诱、酷刑等各种手段进行所谓“甄别”。这种罪恶行径遭到我被俘人员的强烈反抗。1952年2月和5月发生了两起美军残酷迫害我被俘人员的严重事件，我方向全世界进行了揭露，并且严厉驳斥美方企图离间中朝两国的遣俘方案，美方代表单方面宣布谈判无限期休会。
第三，关于上甘岭战役的较量和旷日持久谈判的结束。美军在上甘岭地区发动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我军坚决反击。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在这个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敌人动用一切现代化军事手段，投入4万余人、300多门火炮、近200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轮番进攻和轰炸志愿军阵地。我志愿军坚守的两个高地遭受近200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的蹂躏，土石被炸掉1至2米，成为一片焦土。我军投入4万余人，用近500门炮发射了35万余发炮弹。外电评论，此战兵力、火力之密集，在世界战争史上罕见，是中国军队炮火最强大最猛烈的一次。这次战役持续43天，我军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胜利击退敌军近700次冲击，歼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近300架。
美帝国主义者在战场上打不赢，只好又回到谈判桌上来。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韦恩·克拉克(Mark Wayne Clark)、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分别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等文件上签字。历时三年一个月的朝鲜战争与两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就抗美援朝战争而言，共歼敌71万余人，自身作战减员36.6万余人。敌我伤亡损失比为1.7∶1。美国开支战费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中国开支战费62.5亿人民币（相当于当时25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560余万吨。克拉克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美]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台湾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56年版第1页。]
四、建党百年视域的历史反思和时代意义
抚今追昔，回首反思，新中国站起来的这段历史既使我们感慨万端，也让我们体悟到它的巨大时代意义。
（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略定力
无论是面对残暴的国民党还是凶狠的美帝国主义，毛泽东都毫无惧色。“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非凡之论，是他与一切强敌过招之后的经验总结。他说得好：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下决心打的两场战争，都是这个战略定力起了定海神针作用。1946年夏，面对国民党军队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猖狂进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敢于自卫反击，就是因为有这个强大的精神力量。1950年，毛泽东反复考量后作出抗美援朝决定也与这个密不可分。他在10月5日作决策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美国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页。]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战略定力的正确。无论对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还是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风险和挑战，首先都要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去夺取胜利。这是以弱胜强的首要精神支柱。
（二）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应对战术
1950年8月，他接见边防军首长即后来的志愿军代司令邓华说：你们“要准备同美国人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打”［《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页。]。毛泽东将战略战术融为一体，在战略上以一当十，在战术上以十当一；前者为敢于斗争，后者为善于斗争。这一点，毛泽东在部署打退国民党的猖狂进攻计划时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在战役战术的部署方面，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较弱的一部，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这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8—1199页。]毛泽东领导和指挥解放战争夺取胜利是如此，统帅抗美援朝战争也是如此。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时给自己立下的目标就是要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但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答案，只能在实践中探索。这就要敢于解放思想，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规划，明确基本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本本主义，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最初设想是：先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等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再采取两个“严重步骤”，即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估计少则10年，多则15到20年。简单地说，是先工业化，后集体化。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开始“一五计划”时，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土改后的农村在出现阶层分化，个体农业不适应工业发展需要；实施“四面八方”政策和三反五反运动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既需要国家帮扶，也需要限制和改造。于是，他率先改变原来的先工业化、后集体化的思路，酝酿提出“一化三改”同时进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党探索的这条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应予充分肯定。它是毛泽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就。从建党百年视域看，它同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起，是党的三条成功道路。
（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为民情怀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百年来，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完全实现它而不懈奋斗。毛泽东是具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民情怀的卓越代表。他在大革命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时就明确表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在土地革命战争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他时时处处践行这种为民情怀。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他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吃饭、穿衣、住房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从土地、劳动力问题，到疾病卫生、婚姻、生小孩子和小孩上学等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你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并且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中国共产党真正地这样做了，将亿万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发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在1949年解放全中国，100多年来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斩钉截铁地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为民情怀，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根和立国之本。
（五）从严治党，永葆先进的价值追求
我们党自诞生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但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党情，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要在实践中不断作出回答。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为主的情况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这可谓是从严治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还要在思想上入党，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经过整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建设得到空前加强，党的三大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广大党员强化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鲜明地展现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对于将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毛泽东坚持从严治党，始终将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不断推进，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才能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党仅用三年时间就消灭国民党800万军队，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践行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继续从严治党，开展整党整风教育和“三反”运动，从严处理了号称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毛泽东明确指出：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功劳，但党决不姑息。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刘、张的处理起到了非常好的威慑效应。它教育了广大干部和党员，对树立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良好社会风尚，提高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廉洁治国的良好开端。从严治党，永葆先进的价值追求，既是党百年风华正茂的重要“秘笈”，也是党安身立命、长期执政之根本。
百年建党，百年巨变。如毛泽东当年讲全国革命胜利一样，“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毛泽东讲的这个“后头”，实际上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我们还要持续接力，坚持和弘扬百年视域下新中国能够巍然屹立的历史经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而奋斗！
（作者简介：石仲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