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意为“先见之明”）为了给人类造福，冒着生命危险，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盗走火种送给人类，火使人成为万物之灵。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亡和外国势力的入侵，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奋起抗争，掀起了生生不息的救亡图存运动，马克思主义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逐步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翻译传播，它们就像火种，点燃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早期翻译者，就和普罗米修斯一样，以自己的先见之明，用真理的火光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今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让我们再次回望这些义无反顾的“盗火者们”。
星火：近代革命者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摘译和推介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生联系的星星之火初现于19世纪末。孙中山是第一位比较系统地接触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中国人，他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离开中国，从1896年9月到1897年6月底，一直生活在伦敦，能够近距离地观察欧洲的社会现象。在这期间，孙中山经常阅读西方时事和理论读物，与当地各方面人士交流互鉴，视野得到了极大开阔。通过一系列活动，孙中山逐渐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并对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展状况有了充分了解，进而对社会主义理论产生浓厚兴趣。他鼓励身边的中国留学生阅读社会主义理论书刊，悉心钻研《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
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运动前，国内许多进步报刊，摘译选登了《资本论》的部分内容或主要思想，使《资本论》成为中国人知晓的第一部马克思著作。同时，在留日的中国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形成一种风潮。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和广西大学的首任校长马君武，1903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期间，在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月刊《译书汇编》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的文章。该文不仅译介了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并且列举出包括《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在内的多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使马克思著作书目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朱执信，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7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担任同盟会评议部议员兼书记和会刊《民报》主要撰稿人。1906年，他在《民报》第2、3号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列）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同时还论述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和《资本论》中剩余价值学说的大致观点，这些内容首次出现在当时的国内报刊中。毛泽东称赞朱执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拓荒者”。1907年，中文报纸《天义报》在日本东京创刊。次年3月，该报刊发了其创办人之一刘师培所作《〈共产党宣言〉序》，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共产党宣言》作译序。
这一时期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翻译、介绍、研究，往往都是零碎的、片段式的，甚至还有曲解和谬误。但这些译介启发了民智，开拓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视野。
初燃：五四运动前后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译介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的成功让马克思主义从当时传播于中国社会的众多思想中脱颖而出，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
李大钊从1918年底即在北京大学创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他还与陈独秀一起，创办了一种小型报纸形式的周刊—《每周评论》，作为《新青年》杂志的补充，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4月6日，时为北京大学学生的成舍我，以“舍”的笔名在《每周评论》第16号“名著”栏目中发表《共产党的宣言（摘译）》，即《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最后几段译文。译文有千余字，主要对《共产党宣言》作出简要介绍并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同时，还全文翻译了“无产阶级变革社会的十项纲领”。编者在译文按语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是主张阶级斗争，要求各地劳动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这些突出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译文，如薪火初燃，卷起一团热气，亮了一片昏天，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指明了方向。
五四运动后，1920年3月，李大钊组织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开辟了名为“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屋”）的活动室兼图书室，形成了中国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经成立，就积极组织成员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以及相关研究性著作，并且还成立了专门的翻译组，吸纳了三四十名德、英、俄、法、日等外语系学生，在老师的专门指导下，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几年间编译和重版了近50种相关书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烽烟：《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传播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传播占有特殊的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举行的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纲就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精神制定的。”
自1906年《民报》刊发《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至1919年，13年间，虽然陆续有《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被译介出现在国内的图书报刊上，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一直没有出现。1919年11月，北京《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刊登了北京大学学生李泽彰翻译的《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其为《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全译文。当时，李泽彰已将《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完，受限于杂志篇幅只能分期发表，后受到胡适的影响，他抽回了译稿，《国民》杂志的连载计划遗憾终结。
新文化运动中，《星期评论》期刊计划全文翻译连载《共产党宣言》，邵力子便向期刊主编戴季陶推荐了理论和语言功底俱佳的陈望道完成此项工作。陈望道1915年留学日本，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求学，并结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1917年十月革命后与他们一起从事马列主义传播活动。1919年6月回国后，陈望道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员。1920年春，轰动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遭当局镇压，与进步师生一道发起此次运动的陈望道被“撤职查办”。接到《星期评论》的翻译工作后，陈望道就回到家乡，在浙江义乌分水塘简陋的柴屋中，依据戴季陶提供的日文译本和陈独秀取自北大图书馆的英文译本，着手翻译中文版《共产党宣言》。1920年4月底，克服了种种困难，“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全部翻译。但此时《星期评论》却面临停刊，《共产党宣言》的刊发计划也就此搁置。《星期评论》停刊后，陈望道受陈独秀邀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与陈独秀、沈雁冰（茅盾）、李冰、李汉俊、邵力子等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恰在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与陈独秀等磋商筹建中国共产党，在得知《共产党宣言》已被译成中文却遇到出版困难后，决定交由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资助出版，陈独秀立即着手组织对陈望道的译稿进行校订。四个月后，在上海拉菲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一个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里，《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终于呱呱坠地。这本小册子是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社会主义研究会正式出版。像初为父母面对新生命时的手忙脚乱一样，或是由于太过兴奋和激动，封面书名中的“共产党”被错印为“共党产”，这个错误随即在9月份第二版中作了修改。
2020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深情指出：“100年前，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当时上海、北京乃至全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甚广，在一些北伐革命部队中，官兵人手一册。即便是在后来大革命低潮的白色恐怖时期，仍然伪装封面秘密流传。毛泽东曾在1936年对斯诺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第一本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
几乎与此同时，1920年2月，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不顾严重的哮喘，废寝忘食地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就有依据法文译本翻译而成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此译本在赴法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中影响广泛。70多年后，曾留学法国的邓小平面对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初潮，坚定地指出：“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
20世纪20年代肇始，《共产党宣言》这本精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驱动起一个新生政党以“共产”为名、从“兴业”而始、乘“红船”起航。
燎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理论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破土而出、生根发芽。1921年后，《共产党宣言》又经过不断翻译完善，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四个版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滚滚烽烟，终现燎原之势。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的出版机构相继被查封。1929年至1932年，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通过在上海创办的地下出版发行机构—华兴书局，继续秘密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和介绍苏联革命的书籍。1930年3月，党的六大代表，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团中央机关刊《列宁青年》主编的华岗，依据恩格斯校阅的1888年英文译本，翻译出第二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华兴书局出版。此译本创造了四个第一，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共产党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次从英文译本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这个英文译本又是经过恩格斯亲自校阅的；第一次采用英汉对照的形式来出版；在结尾处，第一次采用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个响亮的口号。与陈望道译本相比较，华岗译本质量有了提高，用语更加准确，文字更加流畅。在白色恐怖下，此译本以《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附录形式或以《宣言》的书名先后在中央苏区以及上海、汉口等地发行，直到1939年仍有再版。
真理的光芒需要不断仰望。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教育家、文学家、翻译家成仿吾，在近50年中，五译《共产党宣言》，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不断焕发时代光芒。早在1929年，成仿吾在德国担任西欧中共支部机关刊《赤光》社长兼总编辑时就随德国共产党理论家海尔曼·冬克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著，并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蔡和森要求，以德文版本为主，参考英、法文译本，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但当译稿1931年送达莫斯科时，蔡和森已回国，出版事宜就此搁置。抗战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在1938年得到一本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委托时任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和《解放日报》编辑徐冰进行合作翻译。此项工作经过半年完成，8月，译稿作为《马恩丛书》第4辑由延安解放社出版，之后，又相继在上海、武汉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出版社、新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房和多个抗日根据地翻印、出版。此译本是中国首次根据1848年2月德文原版翻译的中文译本，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三个中文全译本。1945年，成仿吾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又对之前的译本作了较大修订，但不久由于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译稿丢失。1952年，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担任领导职务的成仿吾又对1938年版译本进行校正，作为次年纪念马克思诞辰135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出版105周年的纪念版，在两校印行。1974年9月，按照毛泽东的批示，成仿吾从山东回到北京，着手重译《共产党宣言》，1976年初定稿后在中央党校试用。朱德看到这一版本后赞不绝口，专程登门看望成仿吾，赞扬这次校译“具有世界意义”。
根据1943年5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要求，为提高“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翻译工作的质量”，博古参照1939年俄文版对第三个中文全译本加以校订，译法更接近于现代汉语，并且新译了1882年俄文版序言，将序言增加为四篇，1943年8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并被中央列为高级干部必须学习的五本马列原著之一在各根据地发行，成为《共产党宣言》第四个中文全译本，也是新中国成立前“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中文译本。1948年，在《共产党宣言》出版100周年之际，乔冠华也对1938年版本进行了校译，改动近百处，在香港中国出版社出版。这一版本首次在书前刊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标准像，译者署名仍为成仿吾、徐冰。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译本的《共产党宣言》是“无心栽柳柳成荫”。1945年4月，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秘书陈瘦石翻译了西方经济学名著《比较经济制度》下册，作为“中山文库”丛书之一，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上册在1943年9月出版）。陈瘦石按照英文原书内容，客观翻译了作为附录之一的《共产党宣言》，并于之后出版了此译本的单行本，成为《共产党宣言》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出版的唯一译本。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感召下，陈瘦石也最终于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烈火：《资本论》的赓续翻译出版
《资本论》是马克思集毕生心血写成的不朽巨著，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陈启修、潘冬舟、吴半农、千家驹、侯外庐、王思华、王亚南、郭大力等人赓续努力，翻译出版《资本论》，终于聚薪成炬，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火炬，引燃熊熊烈火。
陈启修是中国翻译《资本论》第一人。他早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留学期间就系统学习了河上肇主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并在同期留日的李大钊影响下，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毕业回国后，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课程，并担任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资本论》研究组导师。陈启修于1923年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秋回国后，以中共党员身份，先后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军总政治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武汉中央日报社任教任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都有了很深的认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流亡日本，与中共失去联系，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经济学，参考德文版和日文版《资本论》翻译中文译本。三年后，他所翻译的中文译本《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品与货币”最终成稿，由李达、邓初民创办的上海昆仑书店出版，成为我国《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全书正文200余页，另附“译者例言”“资本论旁释”“考茨基国民版序”“资本论第一、二版序言”等阐释文章也近200页，主要用于通俗、扼要解释《资本论》这部巨著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另外，陈启修还撰写了47条“陈注”，对文中一些专业名词进行原创性注释。这是因为，《资本论》中的许多观点还过于先进和陌生，需要结合当时的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参照类比。陈启修原计划分十册将《资本论》前三卷出版完成，但遗憾未竟。
萧楚女的学生、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潘冬舟，看到《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出版后，得知后续工作就此中断，便毅然接过了《资本论》翻译的接力棒。潘冬舟曾在中共中央工作、精通六国语言、才华横溢，因此翻译速度很快。1932年8月，他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就由北平东亚书店出版，并在“译者言”中指出“至少每三个月出版一分册，两年内出完”。按照这一计划，1933年1月，第一卷第三分册出版。之后，潘冬舟被党组织派往张学良身边工作，并为其讲授《资本论》，很受张学良尊重。但由于叛徒出卖，他在1934年被捕后于次年牺牲，翻译工作再次中断。同样是鉴于陈启修译本的中断，在北京社会调查所工作的吴半农、千家驹等人，参照恩格斯最后审定的德文版和英文、日文译本对《资本论》进行合译。1934年5月，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的支持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译本《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原本商务印书馆计划将这部著作的三卷本全部推出，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制，计划未能实现。
就在陈启修开始翻译《资本论》的1927年前后，侯外庐、王思华这两位深受李大钊影响的进步青年，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自觉肩负起翻译《资本论》的重任。侯外庐在北京读书时就时常听到李大钊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资本论》全译本。1927年4月，正准备赴法国留学的侯外庐得知李大钊遇害的噩耗，就把翻译《资本论》作为求学目标，以祭英灵。1927年夏到达巴黎后，他刻苦学习德语，并从1928年开始，依据《资本论》德文第四版，并参考英、日文译本进行翻译。几年间，侯外庐除了上图书馆，几乎足不出户，身处巴黎这座文化荟萃之都长达三年，竟然从未去过卢浮宫、凡尔赛、埃菲尔铁塔等名胜，就这样边学边译，翻译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前二十章。1930年回国后，鉴于此前译稿为避免国内海关检查留在了德国成仿吾处，也鉴于对之前译文质量信心不足，侯外庐决定重译《资本论》第一卷。1926年，同样是在法国，里昂大学经济系学生王思华开始着手翻译《资本论》。1930年回国后，他一边继续翻译工作，一边在北京大学和中法大学讲授《资本论》。1932年，侯外庐、王思华经人介绍相识后，两位青年的使命交融在了一起，两人开始共同从头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由于有之前的翻译基础，外加侯外庐1928年在德国的译稿由党组织找回，1932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第一至七章）就由北平新华印刷厂，假借“北京国际学社”名义印刷发行。1932年底，侯外庐因发表抗日演讲被捕入狱，次年出狱后，他开始独立翻译《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1936年，世界名著译文社出版了侯外庐、王思华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册（第八至十三章）和下册（第十四至二十五章），并出版了上、中、下册合订本。但在抗日烽火中，侯外庐翻译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大部分译稿，因种种曲折，遗失或被毁，最终“十年著译”就此封笔。
《资本论》翻译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大佛寺计划”，其实施者为王亚南和郭大力。1924年，王亚南抱着“教育救国”的志向，进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学习，1927年毕业后投身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来到杭州大佛寺，准备翻译《资本论》。郭大力1927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定决心要为革命事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中国虽然有《资本论》的各种译本，可没有一部把第一卷翻译完。郭大力认为，中国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武装，决心要完整翻译《资本论》。他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译这部书，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很理解它，也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翻译的能力。1928年，国民党全面背叛了革命，红色政权已在江西建立。当时我只觉得一点：有革命的需要。”1928年1月，郭大力和王亚南在大佛寺相遇相识，共同的志向让他们开始合作翻译《资本论》。面对这部皇皇巨著，两人首先花了六年时间，翻译了作为《资本论》理论来源的多部古典经济学著作，包括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等。到1934年，两人感到翻译《资本论》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之后两人合力花了五年时间，译完了《资本论》三卷本。此时，南京等地已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的出版审查在江浙沪战区名存实亡，因此，当时主持读书生活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的红色出版家郑易里决心趁战乱之机，在上海租界突击印刷出版《资本论》。1938年8月至9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前三卷中译本终于第一次以完整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1940年春至1947年底，郭大力又奋战八年，翻译出版了100多万字的《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史》。为了能在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里完成第四卷的翻译工作，郭大力带领全家回到江西老家——离赣州城40里地的南康县的一个偏僻村庄。从1941年夏到1947年3月，在将近六年的时间里，他回绝了一切高薪聘请，一直住在乡间，过着清贫的生活，有时困窘到买米的钱都没有。从1928年“大佛寺计划”开始到1969年逝世，王亚南为《资本论》翻译出版持续工作了40年；从1928年起至1976年《剩余价值学说史》重译本翻译出版、献出生命为止，郭大力整整奋斗了48年。
结语
在上饶集中营一间牢房墙上，当年囚禁于此的新四军战士用墨线勾勒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头像，至今清晰可见、栩栩如生。革命导师的形象在革命者中能如此深入人心、广泛传播，让革命战士们虽然身陷囹圄却仍信仰坚定、念兹在兹，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传播密不可分，与早期翻译者们所做的工作密不可分。正如毛泽东指出，做翻译工作的同志“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在是功德无量”。《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思想火焰，从星火、初燃、烽烟，到燎原、烈火，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建设了一个新世界，彰显了真理的力量，“盗火者们”的功绩值得我们铭记。
（作者：路军，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原载《百年潮》202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