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和中央关于“十四五”及“2035远景目标”的建议，内容丰富，是指导全局、规划长远的最新最重要的文件。初步学习之后，在此试谈几点体会：
第一，是从“十四五”到“2035”的长期视野及其中我们需要应对挑战而经受的历史性考验。中央这次做出的规划部署，不同于一般的五年规划，带有一直连接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超长期视野。面对复杂严峻形势，五中全会之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表述，即所谓“持久战”，所谓“跨周期”，现在又体现在这次全会的文件上了。这和过去一般讲五年而给出指导的建议，自然就明显具备新的更有纵深、覆盖更长时间段的重要意义。中央强调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理解，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我们有希望在“十四五”或者“十四五”延续下来的一般长期概念之下，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接着还要以持久战去达到2035年基本达到现代化状态的战略目标——因为如果不出大的意外，中国抗击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成功能够形成相对稳定的局面，我们维持5%以上的增长速度，那么五年内，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应该摸高到一万四千美元，那么也就是坐稳了高收入经济体这个门槛，这个意义还是非同小可的。至少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首先可以从这个视角来理解，因为这个坎儿可不容易过，因为前面70年全球统计现象，是绝大多数经济体过不去，一百一十几个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里，真正过去的就12个，而这12个里面最有借鉴意义的，数来数去一个日本，一个韩国。有些弹丸小国，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借鉴意义，比如一个赤道几内亚，就靠它近海发现丰富的石油资源，是卖石油愣给抬上高收入经济体的，对我们来说一点借鉴意义没有。但日本你说它的借鉴意义有多大呢？其实也很有限，二战之后冷战局面下美国给它吃了偏饭把它抬起来，当然，等到美国感觉它有点儿势头要挑战自己老大地位的时候，就给它压住。韩国也很特殊，这个民族跌跌撞撞的，很有血性，也是跟历届总统都过不去，闹来闹去，在朴正熙“汉江奇迹”之后还真的逐步走上民主化道路了，这也真是不容易。但是它这个“总统诅咒”，到现在也似乎还没有真的跳出来。这都是很难由中国怎么借鉴，就能够帮忙咱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但至少现在作前瞻，虽然有形势复杂严峻特点，但是如果咱们不犯低级错误，维持中高速增长，确实有望先把高收入经济体这个门槛坐上去。有的研究者不同意“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其实这种争议意义不大，我们不叫这个词语，也可以按照学术上说的“门槛效应”来指代。跨这个门槛有特殊的历史性考验，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我们要经受这个历史性考验，先把这一步迈好。坐稳高收入经济体门槛，才能进一步到2035年，在高收入经济体里使我们人均指标达到中等水平。这一视角上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讨论领会中央的精神，来对接我们支持超常规发展的实际工作。
第二个我觉得印象较深刻的认识视角，是中央五中全会文件非常清晰地强调了创新。过去说，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整个发展理念是由创新开始带出后面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到人本主义立场上的共享发展，使人民美好生活得到不断实现。现在更是把创新强调为“核心”——咱们的核心这个概念，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现在进一步说整个工作系统里现代化全局的核心就是创新，这个精神我觉得是十分重要的。要抓住创新这个核心，那也就意味着，你要讲纲举目张的话，这就是纲，一定要把发展、创新作为统领全局的硬道理。讲发展，是要以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打开新局面升级版的发展，这个硬道理中央是一贯很突出地强调了的，这次文件中继续沿用了发展是执政党第一要务这个非常符合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表述——我是非常认同这个原理的，如果没有发展，一切免谈。有些事情它的演变总是一高一低，毛主席当年就说“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比如，给出了宽松环境，使民营企业、头部企业中一直冲到全球都有影响（要做最大IPO的影响了）的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现在蚂蚁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但是你要从大道理来讲，让它进一步做了调整以后，还是需要有对于继续创新发展的鼓励。当然现在这一波来了，先让他们收敛收敛，内部讨论的时候很多人就说，这是先兜头一盆冷水，让他们冷静冷静，别当面跟咱们的监管权威去叫板。但是，如要领会中央的精神，民营企业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人家试错创新，以极低的成功率好不容易闯出这么几个头部企业，还是要有一个大局观里的创新为核心的通盘考虑。我是觉得可能相对比较好的处理，就是经过半年的整改期以后，他们适当地把可能的一些泡沫因素往下收敛，还是要通过上市的直接融资方式继续得到发展的。它现在搞了个发行代号叫688688，拿了这么一个号，定价来个68.8元，这都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架式，还是有点儿头脑发热，做什么事儿横趟，谁都不在话下，当着权威领导，发了一通飙，当然也有人说他可能不是临时起意，可能前面就知道人家已经马上要推出小额贷款的管理文件了，心里有不服，是不是觉得总得搏一下。不管怎么个情况，咱们只能这么瞎推测。然而总体上如要从中央精神大面上讲，好不容易冲出这么一个有世界影响的、有史以来最大IPO的民营企业，从长远来看，创新既然是核心，还是要重视引导和催生创新中间冲在最前沿的这样一些有生力量。
当然创新中的很多东西，要进一步领会还相当复杂，比如被人家卡脖子的技术，到底怎么创新突破？内循环你碰到高端芯片，循环不起来了——咱们国内没有这种高端芯片的产能你怎么循环？那可能别无选择——像这种为数不多的高端芯片、高端的航空发动机，只有华山一条路，你出多高的价钱人家也不会卖给你的，只能靠自己举国体制2.0版或者叫新型举国体制，下决心大协同紧盯不放攻关，什么时候攻过关了，什么时候算。这样才能内循环起来。这些东西得一起考虑。五中全会对此有一个新的表述，叫做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过去没有的新表述。创新在这方面，实际要有一个相对来说相当独特的中国式突破，即碰到天花板完全得靠自己的新型举国体制才能如愿冲破而站上高端、形成内循环这样必备条件的打造。
第三条，我觉得中央现在指导全局的战略意识和基本精神里，对系统论特别地加以强调，就是改革到了深水区，虽然要继续鼓励先行先试，继续鼓励摸着石头过河，但一定要努力做好顶层规划了，一定要有全局的把握，从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到现在，又强调了“一盘棋”，无非讲的都是这个事情。就是说，整个大系统，需要有一个改革深水区的通盘的统筹掌握，对于全局做了充分考量以后的更高水平的指导。在这个角度上，咱们也需探讨点儿有难度的问题。若干年了，应该讲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以来，这方面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就是强调东西南北中要有一个统一领导，要有这种统筹。但是如果按照本意，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一体化考虑，其中，这个政治，可是邓小平当年很早就注意到了——他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并提，说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走不远。其实在我们底下议论的时候，大家都感受到这是说得非常精辟、到位的，但这些年我注意到中央的文件里把“政治改革”改为“政治建设”了，这次延续了“政治建设”的表述，而没用“政治改革”的表述。为什么这么做呢？我自己作为研究者也有体会，89年之前是明确地有国务院领导同志指导下设有一个班子来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方案，89以后这个方案不作数了。但是定了定神以后、南巡以后，中央又有专门的部署，比如说我知道中央党校曾接到任务，要正面提出一个政治体制改革设计草案。但在出了这个设计初稿以后，实际上就没有再往下继续推进研究的条件，可能有些地方说起来感觉太敏感、太困难，只能扔在抽屉里。再以后，就越来越低调。但是最高领导层，还是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表述上仍然是坚定不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的印象至少锦涛同志强调过，家宝同志在卸任之前还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跟上，他甚至说到，否则的话，没有这样彻底的改革，文革的悲剧还可能重演。网上现在还能看到家宝同志这个讲话的视频。但现在为什么近年这样只讲政治建设？我觉得还是应该承认，就是很难形成一个有基本共识的可操作方案。最高领导层既使这么说，底下任何部门也没人敢表态。比如具体到发改委要表态说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写入年度改革的文件，人家马上就问，你作为管理部门，下面要说出来怎么样掌握要领，结果谁也说不上来了（或者在底下可以说我其实有看法，但这看法说出来以后肯定有激烈的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倒是觉得可以重温一下这个角度上，我在财政系统里的一个体会：在1998年，李岚清同志作为国务院主管财税的领导，他和项怀诚部长有一定沟通以后，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态度：必须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而这方面他们特别推崇的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是王绍光写的《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思路与观点，我觉得到现在都有意义，可一直连接到中央现在说的财政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个财政它的现代性怎么样形成呢？美国也不是在1880年的时候就有什么像样的现代财政制度，它也没有正面设计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去实现这种有透明度的、有公众参与的、有特别的法治化和民主化特征的政府理财体系，就是在种种矛盾和相关联的冲击之下，比较务实地以改良主义的方式切入，大家一起互动博弈之中实际上先建立了可引出现代意义的税收制度——政府你要发挥作用总得要有钱，钱从哪里来，怎么来，要靠有法律规定的、可预期的、大家都知道规则一起认同以后让它稳定发挥作用的税收。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解决以后，用到哪里去？那就得编预算，这个预算你就得让公众知情，联邦级是如此，纽约市是如此，各地也是如此——公众知情以后，知情权自然带出质询权、建议权、监督权，那么到了共产党人的话语里，最后要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意思，就开始有实质性的一些机制建设了。美国1880年以后到1920年这40年，这个进步时代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形成现代税收框架和现代意义的预算管理的模板，具体讲最代表性的，是走到1913年，有了一直延用到现在、联邦政府过日子最主要依靠的个人所得税的成型，超额累进综合征收；再一个，地方层面必须有财产税这种直接税，让老百姓的支付能力跟自己享受的公共服务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在地方上，就可以对应上。再有预算：到1920年，当时美国整个GDP里要占到2/3以上的纽约，首先形成了规范的模板，这个预算必须是事先决定，公众参与，有透明度，做了详细的规定以后得到严格执行，是有法律效力的执行文件，是可以实行问责制的依据，这样一来不正之风、腐败、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可以得到较好遏制。美国无非就是靠这么一套进步时代财税的制度渐进和局部突变，在里面伴随着加入公众意愿表达，有新闻媒体帮着促成的这种博弈机制，促使政府来回应形成制度安排，政府自己的不足受到约束以后，也必须顺应民意来转变职能，改进工作作风，等等。这些东西，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表述，但实际上通过进步时代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完成的基本任务。就是这个意义。所以，进步时代以后美国加上其他一些支撑因素，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当时项怀诚同志在财政工作会议上，非常激动地脱稿说了一大段——王绍光的文章看了以后非常受启发。可能也就是应他要求，中国财经报上登过一次以后，又全文再登了一次王的文章，项部长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公共财政、提高透明度、绩效考评等等，就是给中国的市场经济奠基。打这个“基础”，实际讲的就是“治理基础”的意思。李岚清同志他最后有一篇大文章发表——他卸任之前说，我知道有的同志不同意“公共财政”概念，讨论中有同志说可以把公共财政这段儿删掉发表，我说你修改删节别的，我都还能同意，公共财政这段儿坚决不能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其实回顾起来，咱们如果说领会中央精神中的这个系统论，既然是五位一体，那改革里当然应包括政治领域的改革，现在讲政治建设未尝不可，但是要找到实际推进它的潜力空间，争取把这个事情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在系统论里把握的，在全面依法治国等中央明确了指导方针之后，不可能大家还都绕着这个实际上要攻坚克难的一套机制建设走。如果说财政为全局服务，那就要有担当，进一步提高预算透明度，进一步发展公共参与，进一步在啃硬骨头的时候，推进直接税的立法过程，充分体现在现代意义的公众参与以后，形成一个在一开始能够体现“最大公约数”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通过全国人大审批之后，可以在各地分步实施，不要求一刀切，各个地方可以在中央充分授权以后根据情况做，有的可以先行，有的可以再等，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再动——这都可以，但是一定是个系统论里要解决的如何啃硬骨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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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