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至党的七大趋于成熟，经过近十年时间。这个领导集体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①，即是说，毛泽东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毛泽东这个核心，是“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②。刘少奇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在确立和维护毛泽东党内核心领导地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少奇无论是在长征期间还是后来在北方局以及中原局、华中局工作期间，坚定支持、全面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系列正确路线政策方针，在实践中有力地支持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工作和领导权威。
遵义会议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毛泽东在党内核心领导地位开始确立的重要关节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主要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作了长篇发言③。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拥立毛泽东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刘少奇和毛泽东是湖南同乡，革命伊始他即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展工人运动。后因党分派的工作任务不同，两人交集很少，联系不多。刘少奇长期领导工人运动，成为工运领袖，大革命失败后到白区开展地下工作。毛泽东先是从事农民运动，后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缔造中国工农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主要代表。他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正确斗争方针，受到了党内错误领导的排挤和批判。刘少奇关于开展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的系列正确主张为临时中央所拒绝，并被带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毛泽东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失去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但他们并不知道对方受打击的情况④。刘少奇到中央苏区后，了解毛泽东领导红军的情况后，对比党中央错误路线对白区工作造成的损失，曾感慨地说：“毛泽东同志领导苏区红军，执行‘保存有生力量’，打仗‘赚钱就干，折本不来’的方针是对的，所以红军力量越斗越强，白区工作没有这样做，所以越斗革命力量越弱。”⑤因而对毛泽东回归党中央领导集体，重拾红军领导权，刘少奇是很兴奋的，他在红五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说：“最近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造成的。现在好了，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⑥
毛泽东虽然“回到中央来了”，但这个领导集体还必须在革命实践中接受检验，不断成熟，做到全党认可，众望所归。在这个过程中，首要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重大历史关头和重要历史时刻，能否根据形势变化，适时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便全党遵循和贯彻。刘少奇无论在党中央工作，还是在地方工作，都积极支持和全力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路线政策方针，在实践中证明其是正确的。
(一)坚决反对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同志关于北上创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意见。他说：“战略方针我同意的。这地区广大能活动，能打通与国际关系，建立巩固根据地。”⑦9月2日，在巴西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同意毛泽东关于重新整理红二方面军的工作方针的报告，指出：“一方面军需要较长时间的整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具体溶合两方面的宝贵经验。”⑧9月初，他在一次有红一、红四方面军军队参加的动员大会上讲话时，特别强调：“红一、红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要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克服困难，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⑨9月12日，在俄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同意毛泽东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和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二)全力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促进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12月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党中央派刘少奇任中央驻北方局代表，赴华北宣传党的新政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刘少奇对这个新工作信心满满，他说：“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有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一定能改变白区工作的局面。”⑩到华北后，他了解到“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组织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11)。为此，他根据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提出华北党要以“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为工作方针(12)。经过十几个月的努力工作，华北地区党的工作得到转变，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得以开展起来。党中央对刘少奇的工作是满意的，“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是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13)。
(三)积极支持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抗战方针政策，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作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少奇在华北积极贯彻洛川会议关于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决定和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14)的指示，开辟了华北抗战的新局面。然而，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党中央的抗战方针政策横加指责。因王明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因而对与会者产生很大影响，毛泽东处境困难。王明对刘少奇也提出批评，说他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妨害统一战线，对游击战争的作用过分强调。在这场事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途的斗争中，刘少奇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他在会上三次发言，结合华北的情况，阐述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他认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须要具体解释”，不能成为“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我们要经过统一战线去进行群众工作，直接动员群众，领导群众，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运动；要以共产党为领导来团结一切抗日的势力与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坚持敌后抗战(15)。刘少奇既为自己作了辩护，也维护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16)。
(四)大力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敌后和战区，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负责开拓华中抗日根据地。抗战初期，华中党的工作由王明负责的长江局指导，他们“强调华中的特殊性，在行动中坚持自己的与中央抵触的错误路线”，“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执行中采取了不正确的方针”，结果造成“我党我军在华中抗战中所占的实际地位是很微弱的”(17)。刘少奇到华中后，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刀阔斧开辟抗日根据地，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对项英等在东南局和新四军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严肃批评。他曾说，党中央派我来华中，一是纠正项英在皖南的错误；另一个是解决苏北问题，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把新四军和八路军联成一片(18)。经过三年的艰辛努力，刘少奇很好地完成了党中央交代的任务。
1943年3月，刘少奇在党内作《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时指出：“华北华中以及皖南实践的经验，这样明确地证明了一个真理：抗战以来，应该说是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谁个违背了它，谁就不能胜利。”(19)这既从总结实践经验的角度证明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路线方针的正确，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上已经成熟。
刘少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建议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确保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积极宣传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和重大贡献，倡导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清算党内的错误思想，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为确立和维护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作出了不懈努力。
刘少奇指出：为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确保革命事业成功，党必须建立“完备严密科学的领导”(20)和“真正的集体领导”(21)；同时“一定要有领袖”(22)。换言之，要建立一个有核心的领导集体。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这以后，如何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确立和维护好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刘少奇非常关注并努力去解决的问题。
(一)建议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针对党内出现过违背党的组织原则，不服从中央决定，不遵守党的纪律的现象，刘少奇从加强党的建设的高度提出：“党内要制定一种党规”(23)，“要在组织上、党规上保证党的团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24)。1938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采纳了刘少奇的建议，决定由康生、刘少奇、王明负责起草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等三个决定。11月6日，刘少奇在全会上作《党规党法的报告》，对三个决定作了说明。他指出，制定党规党法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党“有许多新的情况发生”；二是“以党规与党法去教育同志”，因“要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统一外，条文上亦应规定法律上非团结不可，以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三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保证按民主集中制来建设”(25)。他特别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一切领导集中于中央，此为民主集中制。”(26)全会通过的这三个决定，对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党中央集中领导意义重大，党的权力集中于党中央，集中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后，党中央正酝酿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调整。1943年1月12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议“中央关于日常组织性质的工作由中央书记处负责”(27)，以使政治局更多地注意对全党思想、路线、政策、军事等大政方针的领导。3月16日和20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讨论中央机构调整问题。他又建议：“书记处有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书记处职权应改为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28)中央接受刘少奇的建议，将其写入《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为主席，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9)这个决定明确了毛泽东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主席，而且赋予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组织上明确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二)积极宣传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和重大贡献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反复宣传，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中成长起来的、为全党所拥护的领袖，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1939年10月，刘瑞龙随刘少奇前往华中工作，在路途中，刘少奇谈到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时说，“我们党历尽千辛万苦，在危难中找到了毛泽东同志作为自己的领袖，是中国革命能够胜利的保证。毛主席是我们党正确路线的代表”(30)。11月初，他在安徽涡阳新兴集向新四军游击支队第六支队讲话时说，“毛泽东同志是我们的领袖，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有了毛主席的领导，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一定能够胜利”(31)。1941年11月，他在华中局党校演讲时说，“毛泽东同志是全党的领导者”，“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事情办得好，他们代表真理，因此我们才服从他们”(32)。1942年6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山东分局召开的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指出：今天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33)。这年7月20日，刘少奇给陈毅等人的信中说：“庞友兰说，共产党的下层同志能照中央毛泽东同志的话办事，一定得天下。那末我们是否能够做到这样呢？是能够做到的。这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没有做不到的理由，我们一定要做到。”(34)正是基于对毛泽东这种领袖地位的正确认识和认知，1943年6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时，刘少奇提议在宣言最后一段增加“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35)。7月4日，他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指出：“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36)应该说，刘少奇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识和评价，无论是在党内的理论认识方面，还是在其革命实践中发挥的客观作用方面，都达到了当时党内的最高水平，这也是全党的共识。
(三)倡导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清算党内的错误思想
1943年4月3日，中央决定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此之前，刘少奇刚回延安时，王明听到刘少奇曾批评华中个别地区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时出现过“左”的错误，就“兴奋不能自主”，向刘少奇宣传他在1941年10月提出的那些意见(37)，要刘少奇“主持公道”。刘少奇听了以后，马上对他有了警觉，指出这些意见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讲(38)。3月，刘少奇作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时，对抗战初期华中党的领导，特别是王明领导的长江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批评(39)。7月4日，他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总结党成立二十二年历史经验，指出：“在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个问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就须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40)。
1943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了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批评王明在1941年10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所说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意见，并讲到王明向刘少奇、张闻天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要他们主持公道的事。会议决定由刘少奇向干部会议作报告，集中讲抗战时期的投降主义问题。10月24日，刘少奇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党的历史问题报告，讲述了抗战以来党内路线问题，指出：“抗战后党内存在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路线，另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41)第二天，刘少奇又在中央学习小组上发言，讲述抗战爆发后党内在游击战争、国共关系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再次强调：“抗战爆发后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孟什维克路线，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另一条是毛主席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路线。”(42)
从以上论述来看，刘少奇从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两个维度，一方面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提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的命题；另一方面指出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等，并且提出要将它“贯彻全党”。这些，无疑对于党内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用毛泽东的思想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全面论述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他为创立毛泽东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科学阐释毛泽东思想，为统一全党思想认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具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也有着严重的弱点，那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而容易造成“指导上的失败”(43)。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倡导全党加强理论学习，“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44)。这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将之理论化，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并用以指导新的实践。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理论探索的最终成果。刘少奇到党中央工作后，以极大精力为党的七大召开做准备。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起草新党章，这也是他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所作的最大努力。通过延安整风，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已在党内形成共识。1945年3月31日，刘少奇就修改党章的经过及有关问题作说明时指出：“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串，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45)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开幕。5月14至15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意义、深刻内涵、历史作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地阐释，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现在我们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毛泽东同志的道路，是最正确最完全地代表了我们党的历史，代表了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历史”(46)。
(一)全面论述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他为创立毛泽东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
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47)，“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经过毛泽东同志的集中与创造”，“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48)。
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来看，他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49)。刘少奇分析说：毛泽东是第一次大革命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是“红色区域和红军的最杰出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在抗日战争中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50)。他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51)。
(二)科学阐释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52)。这个概念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和主题。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53)。这个概念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54)。这个概念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性”“民族特点”和“实践性”。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55)，“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56)。这个概念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目的性”和“唯一性”。
(三)系统概括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刘少奇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57)
(四)指出党员干部在理论学习上的重要职责和光荣任务
刘少奇指出：“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58)
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既说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方面达到历史新高度，也说明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达到历史新高度。有参会代表回忆说：在七大开会以前，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还是比较抽象的，还不能历史地、唯物地、辩证地、全面地和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听了刘少奇的报告后，才比较深刻而具体地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它在中国革命中所产生的强大精神力量，大开眼界，在思想认识上有一个飞跃(59)。正是在全党认识高度一致的基础上，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党的七大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刘少奇以他坚定的政治定力、高超的组织能力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为建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注释：
①《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7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0页。
③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秦邦宪在向大会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秦邦宪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使红军招致损失；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页。
④刘少奇后来回忆说：“我和主席原来是互不知道受打击的历史情形的，一直到延安才和主席讲，他讲了他的历史，我讲了我自己。”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⑤《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⑥《刘少奇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⑦《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⑧《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
⑨《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
⑩《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11)《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12)对于这个方针，毛泽东后来给予充分肯定：“刘少奇同志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81页。
(13)1936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致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信。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14)《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15)《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16)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17)《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4、272、268页。
(18)《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19)《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0页。
(20)《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43页。
(21)《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70页。
(22)《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23)《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页。
(24)《刘少奇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
(25)《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6页。
(26)《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27)《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47页。
(28)《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49页。
(29)《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48页。
(30)《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
(31)《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32)《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337页。
(33)《刘少奇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
(34)《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页。
(35)《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71页。
(36)《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页。
(37)指1941年10月8日王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武汉时期的工作和对时局及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看法，其实质是认为党中央的路线特别是抗战时期的路线是错误的。
(38)中央档案馆资料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39)《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274页。
(40)《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296、293页。
(41)《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58页。
(42)《刘少奇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3页。
(43)《刘少奇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页。
(4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45)《刘少奇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3页。
(46)《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319、341页。
(47)《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336页。
(48)《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336、323、319页。
(49)《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319页。
(50)《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
(51)《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336页。
(52)《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53)《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54)《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4页。
(55)《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56)《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334、334页。
(57)《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58)《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337页。
(5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页。
（作者：杨志强，来源：《毛泽东研究》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