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增强了全党的党性，改进了党的作风，纯洁了党的肌体，厚植了党的群众基础，取得党的建设历史性成就。党在这一时期开展了党的纪律建设突破性实践，形成了党的纪律建设创新性理论，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我们党以党的建设为统领，着力抓好党的纪律建设，不断完善纪律规矩，大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
一是以制度规范保障纪律建设。“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党内法规”概念，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党内法规，完整提出了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重要原则。1942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正式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党的七大高度重视制定和完善党的章程，七大党章将党的纪律作为组织基础写入总纲，规定了党员均有遵守组织纪律的义务，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原则。
二是以执纪从严推进纪律建设。执行纪律的严肃性直接关系到党的纪律的权威性。一方面，我们党及时清除分裂主义、宗派主义错误影响，将叛党反党的张国焘开除出党，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另一方面，将道德败坏、蜕化变质的党员清除出党的队伍并严肃处理违纪犯法者。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后持枪杀人，被边区高等法院判以死刑；肖玉璧贪污受贿、倒卖边区物资，亦被判处死刑；刘力功拒绝执行组织决定，在组织多次与其谈话后仍不服从安排，被开除党籍。
三是以学习教育引领纪律建设。到1938年底，党员人数已经从全面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了50多万人。在大量发展党员的同时如何保证党员的质量，使全体党员能够在统一纪律下团结起来，成为党面临的紧迫问题。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彰显了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自觉。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主持编印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这三部“党书”对历史上的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进行比较，使党的高级干部在学习中分清是非、更加团结。
延安时期，我们党探索出一条局部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党的纪律建设走上系统化规范化的轨道，保障党领导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党章党规越来越成为全体党员干部的总规矩，“铁的纪律”保证了党的行动上一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立下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纪律，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的党的纪律实质上具备了党内法规的性质，党更加注重依靠党内法规来规范和约束组织与个人的各种关系与活动。“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作为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独立自主制定通过的党章，七大党章对纪律的阐述指明了党纪的重要性和执行纪律的严肃性，成为这一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总依据和总遵循。我们党建构起以党章为纲领、以各项党内法规文本为支撑的基础性体系，为探索制度化、规范化的党内法规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极大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气质和面貌。经过纪律教育，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被扫除，党内政治生态得到净化。具体来说，“三多三少”成为延安的标志性现象，即“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党内良好的政治生态对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形成示范作用，陕甘宁边区“十个没有”的优良作风彰显了共产党人和边区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破坏党的纪律，王明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些党内一度存在的无纪律无领导状态让中国革命付出了惨痛代价。为了“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逐渐成为全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党的七大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了重大突破，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供了有力保障，积累了丰富经验。
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的重大论断，把纪律放在最前面，作为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在党的各项纪律之中，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
不断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我们党在这一时期不仅注重制定纲领性文件，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在七大党章中充分肯定了纪律建设的重要性；而且形成了专门性法规，实质上涵盖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等多重维度和财经纪律、宣传纪律等多个方面。不仅聚焦突出问题，克服党内存在的自由主义、分散主义，严明党的纪律、维护中央权威，推动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还注重预防潜在问题，制度防线与思想防线相互促进。
党纪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普通党员还是领导干部，在党的纪律面前都一律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
党内监督和其他监督形式相结合。依托制度和党内法规开展党内监督，七大党章再次专列“党的监督机关”一章，恢复了党的纪检监察有效制度。其他监督形式也在推动党的纪律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三三制”政权中边区参议会的参议会监督、边区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司法监督、《解放日报》等报刊的舆论监督以及毛泽东提出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的群众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形成合力，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多种监督形式贯通协同的监督体系建设独具特色、卓有成效。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必须从严抓好党的纪律建设，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提供更加坚强的纪律保证。
提高政治站位，将“两个维护”作为纪律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刻领会“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知行知止、令行禁止。坚持靶向施治，增强纪律约束力和制度执行力。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持续盯住“七个有之”问题，严教育、严管理、严监督、严制度、严责任，使得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成为常态。坚持系统思维，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推动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贯通协同，思想建党、纪律强党、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推动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注重常态长效，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在全党范围内走深走实。纪律教育只有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才能统一思想、锤炼党性、凝聚人心。在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上下功夫见成效，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使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何虎生 郭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