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与“西方”这两个词由来已久，如今往往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含义。我们既要认识其本来面貌，也要观察其历史演进，更要看清其被赋予的特定含义及其所体现的特点。总体上讲，“东方”与“西方”的概念可以从地理想象、中西交往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三个维度来进行认识。
地理想象中的“东方”与“西方”
在各个大洲处于相互隔绝、缺少交流的时期，人们最早是从地理方位的角度完成对“东方”和“西方”的想象。从地理位置来看，以东经160度和西经20度所组成的经线圈是地球上东西半球的分界线。按照此种划分方法，东半球区域主要包括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的绝大部分和许多其他岛屿。西半球则主要包括南美洲、北美洲以及部分南极洲。
东方和西方在词源上最早源于拉丁语，在罗马帝国时代的行政管理中就开始使用。罗马人以罗马城作为世界中心坐标，以西为西方，以东则为东方。罗马人所指的东方包括西南亚洲和东北非洲，这些地区作为罗马的行省列入帝国版图。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一位名为亚里斯特亚士的旅行家听说在呼啸的北风之外，是一大片广袤且温暖而富饶的土地，居住着被称为“希伯尔波利安人”的民族。这也是关于对“东方”世界的想象。有学者也指出，“亚里斯特亚士此行的起点是顿河河口，终点则是阿尔泰山山麓，而他所听闻的北风之外的希伯尔波利安人很有可能就是中国人”。
对于古代中国而言，“西方”的概念也充满了神话色彩。古代中国的“西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西王母说。晋代《穆天子传》中将世界分为两半，一半是周穆王代表的东方，另外一半是西王母代表的西方。二是印度佛教说。汉代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与西王母所代表的形象混杂，“西方瑶池”“西方极乐世界”成为人们心目中“新西方”的代表。
中西交往中的“东方”与“西方”
随着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中西交往开始扩大。“东方”和“西方”的概念也随之变化和发展，成为一个流动的地理历史概念。在“西方”概念出现之前，还有汉唐时期的“西域”和宋元明时期的“西洋”等概念。
在中西交通史上，“西方”的概念首先指的是“西域”。东罗马帝国与东汉通使后，《后汉书·西域传》中将东罗马帝国、印度、波斯、意大利半岛和地中海东岸、北岸等地区均包括在“西域”内。伴随着中西海路交通的兴起，“西洋”的概念也与郑和下西洋的事迹相联系。有学者指出，“将‘西洋’作为一个区域来整体看待，并将这种称谓固定下来，被人们广泛地接受、采纳和统一应用，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开端是在元代，而它的完成是在明初下西洋的时代”。这时候“西洋”的概念所指范围并不含欧洲，而是指东南亚、西亚、东非或印度洋周围国家。
据记载，“西方”一词在中国首次被正式使用，源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艾儒略撰写的《西方答问》。书中开宗明义写道：“敝地总名为欧逻巴，在中国最西，故谓之太西、远西、极西。以海而名，则又谓之大西洋，距中国计程九万里云。”古代中国人民向外探索世界的同时，不少西方传教士和商人通过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东方进行贸易和交流，并留下了有关东方世界的记录。“东方世界各个地方的财富都是经由陆路——或车装、或驼载、或马运、或驴驮——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大唐的土地上。”
《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叙述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同时用大量笔墨描绘了治安稳定、交通便利、城市繁华的中国，大大增加了西方人对东方的了解。马可·波罗在书中写道：“古老的东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这里黄金遍地，人们无论贫贱，都衣着华贵的丝绸锦缎。”此后，从沙勿略、克路士到范礼安等传教士将极具传奇色彩的东方土地见闻和经历写成书信和报告送回欧洲，东方成为文明和富庶的代名词，逐步变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现世乌托邦。
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东方”与“西方”
“东方”和“西方”两个概念自出现以来，一直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原本只是地理概念的“东方”和“西方”含义不断延伸。针对是否用“东方”和“西方”来描述不同文明和文化，不同学者根据自身不同的理解进行解读，并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但随着以美欧国家为代表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大肆扩张，情况发生了变化。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美洲大陆的“发现”和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18世纪下半叶，所谓的“东方”和“西方”在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技术积累等方面已经显示出了较大差距。西欧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封建统治僵化的亚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角度，权力关系、霸权关系、支配关系成为学术界区分“东方”和“西方”的主要依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对“东方”“西方”概念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他们在有关论述中给这些概念赋予了政治经济含义。《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这“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由此可见，他们认为“西方”指的是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西欧国家及相关地区，而这之外的地区则被认为是“东方”。1890年，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提到“东方问题”。在他看来，除了中国、日本、印度等自然属于“东方”的国家外，俄国、土耳其、希腊等所在的地区也属于“东方”的范畴。
“西方”概念在特定语境下的意思完全取决于谁在援引这个词以及出于什么目的。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认为，自近代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由于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居于主导地位，“西方”主要指的是这两个国家影响下的欧洲地区。随着德国特别是美国实力增强及影响力上升，“西方”所泛指的地区扩大。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兹指出，虽然“西方”的概念多变，在使用中表示在冷战中与美国结盟的国家、视为工业发展的标志、强调民主价值观的国家、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无论使用什么定义，满足上述条件的国家——尤其是美国、西欧和前大英帝国的英语国家——形成了无可争议的西方核心，并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富裕民主国家集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冷战期间，“西方”与“东方”逐渐演变并日益固化为具有特殊内涵的国际政治词汇。“西方”一词成为凝聚并体现美国与西欧政治、经济及文化含义的复合体。在文化上，它指以基督教主要是新教和天主教文明为核心；在政治上，它被贴上了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观标签；在经济上，它同生活富裕画了等号。有学者指出，在冷战时期，“西方”是铁幕的一侧；“东方”是它的对立面和敌人。很显然，这种认识把“西方”与“东方”对立起来，世界被割裂成两大块。
我们要坚决反对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将“东方”或“西方”贴上特定政治标签的做法。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竭力给非西方国家贴上“威权”“专治”“落后”等标签，借此凸显他们自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越感。事实上，正是这些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大肆推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政策，对亚洲、非洲及拉美等地区的国家进行肆意侵略和掠夺，给有关国家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凭借军事及经济实力，谋求通过建立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维护其霸权地位。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抱守强权政治、对立对抗的陈旧思维没有出路。各国应当携手努力，增进文明交流互鉴，加强经贸人文往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徐 步，系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