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古代丝绸之路上驼铃悠悠畅行万里、舶交海中千帆远航。它承载着数千年来东西方物质与文化往来的共同记忆，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历史舞台。
在丝路发轫之初，突破地理单元的物质交换发生于华夏大地的各民族之间，从零星、偶发的相遇与交往，逐渐发展为杂居共处、经济互补、心理认同。长距离的贩运、多族群参与的贸易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日益繁荣。时至先秦，从中原地区向北越过阴山、燕山，穿越蒙古高原、中西亚北部直抵地中海的草原之路，向西南沟通印度与东南亚大陆的蜀身毒道，已经连结起世界古代文明的多个发源地。边疆诸族处于中西交通的前沿，承担互市、转运、向导、输送等环节，满载着丝帛、宝石、香料等商品往来奔忙。秦汉时期的匈奴以及其后的乌孙、鲜卑、突厥、回纥、吐谷浑、沙陀等都曾活跃于北方丝路，滇僰、百越、吐蕃等都不同程度地融入南方丝路的运转，待到唐宋元明时期海洋之路张开全球化的怀抱，沿海诸族的水上健儿们开始随船万里驶向波斯湾、阿拉伯海、东非沿海。千百年间，丝绸之路的持续通行是历代王朝国家倾力治理的结果，也是中华各民族合力共建的伟大成就。作为一条民族融合之路，它的根基、保障、推动力都来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史料中保存着古代丝路上诸族共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案例。
各民族共同开拓丝绸之路
从“点状”贸易到多条商路的“线形”延伸，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道路勾勒出古代丝绸之路的基本格局，这些交通线路以中原腹地为文化、物质的中心，在各民族互动交往中得到合力开辟。居延路、西域道、青海道、旄牛道、参天可汗道、广州通海夷道等无不缘起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伴随边疆诸族的归附打通和开拓——远慕华风而日奔塞下者不可胜计，并在大一统王朝的管辖与巩固下得以长存。以青海道（关中—祁连山南—湟水—青海湖—柴达木盆地—新疆若羌—域外）为例，它在东周的《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中已有记载，是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认可的史前至两汉时东西交通重要路线，熙熙攘攘的西北各族商贾贩客往返其间，魏晋五胡入华夏之际吐谷浑迁徙至此积极通贸市买、主动肩负起交通线路的经营，至隋唐大一统时代来临，驿站、烽燧、城障、规范化的市场、各级管理机构沿途设立，它的一部分延展为举世闻名的唐蕃古道，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从这里入藏和亲，汉藏兄弟民族道路相望、欢好不绝。唐代诗人李贺曾在《塞下曲》中吟咏：“胡角引北风，蓟门白于水。天含青海道，城头月千里。”诸族共建开拓的丝路要道成为民族交往的经典意象。
又如五尺道（成都—岷江—乐山—宜宾—昭通—曲靖—楚雄—腾冲—域外）和旄牛道（成都—邛崃—横断山脉—雅安—西昌—大理—腾冲—域外），它们蜿蜒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以蜀地的中心（今成都）为起点，一东一西南下经云贵高原出缅甸、抵印度。囿于自然环境，该区域行路曲折、开凿艰难，根据《史记》的描述，沿途有高山巍峨入云不可撼动、脚下是深壑绝壁令人胆寒。汉唐以来，朝廷数次派遣官员组织道路的疏通与修筑、维护，动员巴蜀之民共同披荆斩棘、勠力开辟，不仅将原有的民间路径拓展连接，还凿山修路千里开通正式官道，设立郡县、邮亭、馆舍，治道安边。僰、滇、嶲、夜郎、濮等西南族群随着丝路的通行，自主地融入华夏文化，学习和接受内地的生产技术、社会习俗。《蜀鉴》《华阳国志》《读通鉴论》都称赞当地出现了夷汉歌咏、声息相通、物产相资的良好局面。可谓，各族人民因丝路而远行，又因丝路而更加紧密。边疆诸族并非丝绸之路上的“掮客”，而是以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在寻觅通道、修建线路、向外探索中发挥杰出的作用。
各民族共生共荣丝路商贸
繁荣兴盛无疑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与各族人民共同的祈盼，而中华民族对于富强的追求自古以来都以共生共荣为内在共识。这条漫长的商路蕴藏着获取财富的无限可能，但若想要长久、稳定地得到利益，并非单次贸易、单一群体、单对单的互动能够实现，而是需要多种生产方式的支持、混合式地经营与多族群的合作，以整体富裕为目标。在古代中国的北方，游牧民族很早接触到域外的世界，他们跃马驰骋于草原、沙漠、绿洲，在西去、东行和南下的过程中传递信息、物质与文化。逐水草而居的各族群在交易得利的吸引下形成规模各异的商队，以畜牧业的产品换取生活必需物资与多类型的商品，与农耕文明的交往和交流成为他们的发展动力。
以回纥（后改称回鹘）为例，作为继匈奴、突厥后崛起的强大草原民族，公元7世纪以来它发展为北方丝路商贸的主要参与者。史料记载其养羊业、养马业、养驼业兴盛，除去日常所需，每年都要预留一部分牲畜进行商品交换。唐朝是其首选的贸易对象，双方频繁往来、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亲密友好。回纥的马匹可以装备唐朝的军队，而唐朝富足的物产又成为回纥丝路贩运的宝藏之源，这里有种类繁多的手工艺品，包括广受喜爱的丝绸和茶叶。经由回纥主动申请开辟的参天可汗道（唐太宗视草原诸族为一家，被尊称为“天可汗”），他们能够直达长安协商采买，也可以前往唐朝在河西地区和边地设立的马市直接交易。数百年间他们以商人、翻译、马夫、工匠、向导等职业活跃于东西方商贸活动，以善于经商、擅长识别珍宝、长居京城开店、撮合胡汉商贾交易闻名于世，此后逐渐内附。可见，丝路贸易推动了草原诸族与汉族的交往交流，也促进了他们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
凝结成以商贸为媒介的利益共同体，是古代中国丝绸之路上常见的多民族共生共荣状况。除了草原游牧民族，东北的渔猎族群、西南的山地各族以及东南的沿海诸族等都从本族特征、区域环境出发，在各民族协作、互嵌、交流的同时进入丝路贸易体系，为更广阔的中西交通服务。其中，岭南地区颇为典型，它经历了由荒蛮边陲到海运枢纽的转变，见证了民族交融与丝路贸易的浪潮。有史以来，岭南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古代中国南疆沃土。由于地理位置远离中原政治核心区，在漫长的时光里它与北方疏离、兀自缓慢发展，一度成为遭遇贬谪南迁之人眼中恐怖且悲苦之地。直至东汉末年原本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人群向南移动，带来了知识、生产技术、土地制度、税收制度以及此前的王朝治理经验，孙吴、南朝为了政权的存活与强大，主动向南方各民族靠近，互通杂处、合力开发，钱币与谷帛逐渐流通。在此基础上，唐宋元海洋贸易兴起，岭南承接江南、西南、北方丝路带来的货物、人力，并以优良的海港：广州（番禺）、泉州、合浦等，开展对外贸易，绢之路、银之路、瓷器之路、香之路无不与之关联。从陆路到海路贯穿岭南的商路沿线出现大量僚市、马会，定期举行的通商活动，让当地的黄峒蛮、南平僚、俚等更多地接触和融入华风；多民族商贾得到招徕与认可，移舟行船前来为海洋丝路贸易注入活力。各民族的共同参与创造了岭南珍宝辐辏、商贾云集的新模样；富兼华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丝路贸易的繁荣推进了南方诸族的社会快速进步与经济飞跃。
各民族共同培育丝路文化与精神
丝绸之路2000余年的历史留给世人的不仅有绵亘万里的古道，跨越东西方的文物、考古遗址，还有宝贵的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音乐、舞蹈、民俗、文学、医学、航行技术等，皆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硕果。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丝路文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学术焦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丝绸之路——交流之路综合研究”为题进行探讨。时至今日，古代丝路仍然象征古老中国的开放包容，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饱含中华各族人民团结交融的情深谊长。
丝路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往往伴随商路贸易发生，在人群的流动、聚合、互嵌中实现。它既不是从点到点的直接传递，亦不是某一文化的强势输出，而是不同文明因多样性而交流，在交流中互相借鉴，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认同和发展。当我们再思考从长安到罗马的海、陆丝路大动脉时，不应忽视古代中国疆域的辽阔，从都城到疆域边界数千里间文化的交流、培育与传承，这是丝绸之路中国段本身积累的文化瑰宝。驼队、羌笛、宝船这些深入人心的丝路象征符号，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团结统一的回忆。譬如驼队、驼铃，唐人以之作凉州词、边塞曲，今天的海外汉学者也用“骆驼的生死驮载”来概括汉唐丝路贸易。它的艺术形象（俑、壁画、服饰纹样等）与文化表达是复合且动态变化的，产生于中原王朝的主体作用、丝路沿线诸族的协作以及外来文明从西域的传入。骆驼是中国北方提供脚力的常用驮畜之一，唐王朝时期已被列为重点管理的牲畜。我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唐六典》里详细记载了从中央到地方管理骆驼的各级机构、责任官吏、饲养方式和用途。随着丝绸之路兴起，西北地区的百姓以骆驼为穿越沙漠地区的理想交通工具，边疆游牧民族善于畜养、驾驭骆驼者大量涌现，他们牵引骆驼的形象被艺术加工为多种形态的唐三彩牵驼俑、墓葬壁画，并在唐诗中被反复描摹。驼队行走，从大漠到都城，东行的商贾领略着中原的山川人文，因热爱中国风土而留下安居的人不胜枚举；从中原腹地出发，“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各民族的参与者昂首阔步、勇于开拓，他们向世界展现华夏之风，传递东方文明的善意与友谊。
深情回望古代丝绸之路史，中华各族先民携手开拓，穿越草原沙漠、惊涛骇浪，建立沟通亚欧的桥梁；团结合作，用驼队、宝船输送物质与文化，所至之处遍开交流融合之花；用实际行动培育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伟大精神。它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也是一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丝路为各民族的交往提供通行的渠道；为统一王朝内部不同类型经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的日益密切、互补提供贸易的纽带；为文化的交流、思想的认可、精神的弘扬提供广阔的舞台。还原诸族共建的古代丝绸之路史、研究丝路上的“三交史”归根到底是要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廖靖靖）